李白考论二题

李白考论二题

杨景龙

天才詩人李白的身后，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不论是他的生平还是创作。诸如李白的族属、籍贯、出生地、卒年、一生几入长安、出蜀后是否返家、是否到达流放地夜郎、代表作《蜀道难》等诗的作年与题旨、大多数作品的编年、部分诗作和词作真伪等，都有待研读李诗者深入探讨考辨。笔者拟就李白自叙、三峡诸诗编年和出蜀季节，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李白在三十岁所作《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里，曾自叙家世道：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少长江汉……。

千百年来，对于李白的这一段自叙，众说纷纭，见解不一。胡应麟斥之为伪作，王琦以为其中“必有缺文讹字”，郭沫若以为“咸秦”是“碎叶”之讹，至于“少长江汉”这句关系到诗人青少年时代生活地方的话，人们更是避而不谈。这里想先谈谈李白自叙的“本家金陵”问题。

要想正确理解这个问题，需要首先确定李白的籍贯和家世渊源。关于李白的籍贯和家世渊源，诗人在《上韩荆州书》中自称“陇西布衣”，在《赠张相镐》诗中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李阳冰《草堂集序》中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记载：“白，其先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代孙也。”

由诗人的自叙和李冰阳、范传正的记载可知：李白的原籍是陇西成纪。他的“为汉边将”的“先”人指汉代名将李广。李广为秦将李信之后。查《史记•李将军列传》，知李家“故槐里，徙成纪”。按：槐里即秦废丘，汉置槐里县，即今陕西省兴平县，故城在兴平县东南十里。成纪，汉所置县，初属陇西郡。故云陇西成纪。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置天水郡，成纪县改属天水，所以《汉书•地理志》载成纪于天水郡之下。汉陇西郡，在今甘肃省南部，成纪县就是现在的甘肃秦安县，故治在今秦安县北三十里。关于“徙成纪”的原因，查《晋书•凉武昭王李玄虚盛传》，知李广的曾祖李仲翔汉朝初年为将军，讨伐叛羌，寡不敌众，在陇西狄道败死。仲翔之子伯考奔丧陇西，葬仲翔于此。李姓遂以陇西为家，成为世代居住陇西的右姓大族。

唐代人习惯重视郡望，李姓十三望，陇西为第一。所以李姓之人多自称是汉将李广之后，源出陇西。今人遂据此断定李白的原籍不是陇西成纪，这种没有确证的推论是靠不住的。既然诗人自己和李《序》范《碑》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在拿不出确实证据来证明诗人原籍究竟是在何处的情况下，还是依之为是。

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载，李白为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查《晋书•李暠传》，知李广传十六世至李暠。李暠是十六国之一西凉的建立者，公元四〇〇——四一七年在位。李阳冰作《草堂集序》时，李白正在他家里卧病，此《序》李白可能过目。《李公新墓碑》的作者范传正，又是李白的朋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在新墓碑中记李白为凉武昭王的九代孙，是根据李白子伯禽留下的手疏。这些记载，应该说是可靠的。今人根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中没有李白一支以及李白诗文中称谓行辈多自相矛盾这二点，遂断言“李白出于凉武昭王之后”为“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云云。其实拿《新唐书》的记载和李《序》范《碑》两相比较，应该说李《序》范《碑》的可信度更大些。至于李白诗文中行辈称呼多自相矛盾，恐怕主要是因为应酬之辞，未及详论所致。如果李白存心作伪，他倒会认真地去考究一下对方的行辈，为了让世人相信，他断不会在称谓上闹出许多的矛盾来的。在没有确证否定李白是李暠九世孙之前，还是尊重诗人的自叙和李《序》范《碑》的记载为妥。

在确认李白为陇西成纪人（原籍）、李暠九世孙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解释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称的“本家金陵，世为右姓”了。

金陵本是战国时楚威王七年（前333年）灭越后所置邑名，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东晋都建康（即今南京市），王导谓“建康古之金陵”。可见在东晋初，金陵已成为建康的别称。西晋亡后，立国于西北地区的前凉设置建康郡。前凉亡，西凉李暠亦设建康郡，故城在今甘肃酒泉与张掖之间的高台县南。前凉张轨、西凉李暠都是汉人，张轨原是西晋的凉州刺史，李暠在名分上拥戴远在江左的东晋皇室。他们在自己割据的地区内设郡，用东晋都城建康来命名，表现了对晋室的朝宗，对故国的怀念。既然东晋都城建康别号金陵，西凉的建康郡似乎亦可用金陵来称呼。李白既为李暠的后人，所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便自称“本家金陵”了。这种自称正如“陇西布衣”、“本家陇西人”一样，是就其祖籍所在大致来说的。它与李《序》范《碑》中记载的“陇西成纪”并不矛盾；同时，这种自称又证实了李白确实是李暠之后。《晋书•李暠传》中说李氏“世为西州右姓”，这也就是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称的“世为右姓”的依据。

以下再谈谈对“少长江汉”的理解。“少长江汉”一句，王琦注本无注释，古今研究李白的专家都没有正面解答这一关乎诗人青少年时代生活地点的问题。据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记载，知李白一家是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从西域内归，回到剑南道绵州郡，并客居于绵州之昌隆县，遂以此为家，时李白五岁。此后直到开元十三年出峡为止，李白的足迹不曾离开蜀地。期间李白虽到成都、峨眉等处游历，又从赵蕤学纵横术、从东严子隐居，但大部分时间是在绵州昌隆县家中度过的。“少长江汉”与诗人青少年时代（二十五岁以前）实际生活地点不符。

唐代剑南道绵州郡昌隆县，就是现在的四川省江油县，在成都以北，流经江油县的涪江汇嘉陵江后入长江，从水系来说江油属长江流域，它和长江还是能取得一些联系的。但江油和汉水却是了不相涉的。汉水发源于陕西南部，入湖北在汉口注入长江，剑南道的绵州昌隆县，也就是今天四川北部的江油县，无论如何也和它拉不到一起。尽管李白在上文叙其祖先奔亡之地时，大而言之，没有确指，但那是因为时间既久，且是祖上之事，不须详指。再者，其祖先从西凉国亡出奔，到唐中宗“神龙之始”，其家才“逃归于蜀”，中经二百余年，历数代人，恐怕他们在西域居住过的地方可能不止一处，因此也无法确指，李白只好指其大致方位了。可是这里就不同了，因为“少长江汉”四字，是诗人自叙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地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因此，这里的“江汉”二字必有讹误。

考地名的沿革可知：昌隆县所在的绵州郡，是汉朝广汉郡故地。后世称前代盛隆，往往汉唐连谓，而在唐朝，人们有朝冠汉号、地呼汉名以代时称的语言习惯。此类例子在李白诗文和其他诗文中不难找到。如高适《燕歌行》开篇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此处“汉家”、“汉将”实乃“唐家”、“唐将”。又如白居易《长恨歌》首句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句首“汉皇”指代唐明皇李隆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有“广汉太守闻而异之”句，“广汉太守”即绵州太守，就是取汉名以代时称。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中“神龙初，潜怀广汉”句，“广汉”亦是指绵州郡。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少长江汉”中“江汉”二字必为“广汉”之讹。李白在此自述，一定是用汉代的广汉郡名来指代当时的绵州，这与李白在家中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实际相符合。这个讹误不会是诗人自己导致的，出现讹误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江汉”二字常连用，转抄者没有仔细核对原文，误书“广汉”为“江汉”；再者，“广”、“江”二字迭韵（韵母相近），读音差异不大，致使“广”误为“江”。

要之，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自叙，从“本家金陵”到“少长江（广）汉”，正符合诗人的家世渊源及个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续笔从》中因《书》里有“金陵”字样，不细加考究，便斥为伪作，自属武断；而清代王琦在《李太白全集》注中“自‘本家金陵’至‘少长江汉’二十余字，必有缺字讹字”的说法恐怕也难以成立，“讹字”虽有，并无“缺文”。

二

《李太白诗集》中有关三峡一带的诗作，有《峨眉山月歌》、《早发白帝城》、《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上三峡》、《宿巫山下》、《秋下荆门》、《荆门浮舟望蜀江》、《渡荆门送别》等八首。对这些诗的编年，各家不一，颇为混乱。笔者将通过对这几首诗的写作季节的考查，解决其编年上存在的问题，并由此确定李白出蜀的季节。  

先考查李白三峡诸诗的写作季节。李白的七言绝句《早发白帝城》，是一首千古传诵的杰作：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名诗构思造语的依据，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条中对三峡的一段描写。为了下文论述方便，我们把原文节引在这里：

……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渌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啭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涕沾裳。”

这段文字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写四季峡中景色。第一层从“至于夏水襄陵”到“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写夏季峡中水涨之大，船行之速。这一层就是李白诗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二句的造语依据。第二层合写峡中冬春之景。第三层从“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到“猿鸣三声涕沾裳”，写峡中秋景。作者在这里为了突出秋季峡谷“林寒涧肃”的寂寥肃杀气氛，特别渲染了寒秋峡谷中的不绝猿声。这一层就是李白诗中“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造语凭借。

形式和内容是密不可分的，形式的相近表明了内容的相似。李白此诗在语句上是由郦文蜕变而来，诗中所写亦当是相承袭的。《早发白帝城》是一首纪行诗，诗人写的舟行之速，猿声之长，正是郦文中所写的峡中夏秋之景。夏秋汛期，江水暴涨，船行才能如此之速。这首诗作于夏秋之时当是没有问题的。

论者每以诗中有“还”字，而指此诗为乾元二年（公元759）李白在三峡遇赦后，回到荆州时的作品。其实，这个“还”字，和“暮至江陵”的“至”字意同，在此应理解为“到达”；为诗中押韵而用“还”字，似不必机械地理解为“回来”。这是文学作品中活用字词的现象。上句“朝辞白帝”的“辞”也就是“朝发白帝”的“发”。所以这个“还”字不能作为此诗是乾元二年之作的有力证据。李白乾元二年在巫山之阳遇赦，时间是春三月，而此诗所写是峡中夏秋之季才有的光景，季节不符。再者，李白遇赦的地点是巫峡，而不是瞿唐峡西端之白帝城。回舟东返是从巫峡首途，而不是从白帝城出发，所以，不会有《早发白帝城》诗纪其行。

《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是一首纪游之作，内容侧重于描写登巫山最高峰往返所见景物：

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日边攀垂萝，霞外倚穹石。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却顾失丹壑，仰观临青天。青天若可扪，银汉去安在。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多。积雪照空谷，悲风鸣森柯。归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猿响啾啾。辞山不忍听，挥策还孤舟。

除浪漫性的夸张想象描写外，诗中具体的、带有标志性的景物意象有：垂萝、穹石、悲风、空谷、森柯、寒江、啼猿、松暝、月色等。显而易见，这一连串景物意象并没有透露出一点春天的消息。从这些景物意象中，我们看不出春天的色彩，春天的迹象，而空谷悲风、寒江啼猿、松暝月色等，又确能给人一种秋意萧瑟、秋气凄厉之感。由此看来，这首诗似是秋日之作。再拿同是写于三峡一带的《宿巫山下》、《荆门浮舟望蜀江》两诗进行比较，更可证成这一点：

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宿巫山下》）

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正是桃花流，依然锦江色。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逶迤巴山尽，摇曳楚云行。雪照聚沙雁，花飞出谷莺。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流目浦烟夕，扬帆海月生。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宫城。（《荆门浮舟望蜀江》）

这两首诗均点明了写作季节是“春”天。诗中的景物明艳绚丽，色彩纷呈。《宿巫山下》写江水是“桃花飞渌水”；《荆门浮舟望蜀江》中写景的辞句有“桃花流”、“锦江色”、“江绿且明”、“花飞出谷莺”、“芳洲”、“碧树”等，构成的画面风光旖旎，弥漫着盎然的春意。其与《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中所写景物，形成鲜明的对比。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郁贤皓《李白出蜀年代考》、复旦大学中文系《李白诗选》均认为《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是乾元二年（公元759）春三月李白长流夜郎行至巫山时所作。但诗中所写景物明显不是春天气象，而是寒秋景色。所以，此诗必不是乾元二年的作品。从诗题看，也能发现郭、郁等人说法的不妥。我们都知道，长江三峡的排列顺序，由西而东依次为瞿唐峡、巫峡、西陵峡，第一峡瞿唐峡西起巴东郡的奉节。李白东出三峡，在巴东乘舟经过第一峡瞿唐峡，到第二峡巫峡，停舟游巫山，登最高峰。诗题标明的行踪路线清清楚楚，与实际的地理位置正相符合：行进方向是由西而东，而不是由东而西。此诗为李白出蜀时所作无疑。郭先生、郁先生等认为此诗是乾元二年的作品，乾元二年李白流夜郎取道长江水路，方向是由东而西，李白这时候要登位于巫峡之内的巫山最高峰，怎能是在经过巫峡之西数十里远的瞿唐峡之后呢？郭、郁等人的说法，使本来清楚明白的行踪发生了矛盾。

为了能够说通，郁先生在《李白出蜀年代考》中写道：“也许有人会问：巫山在瞿唐峡之东，既是从东边来，怎么会‘经瞿唐峡’之后‘登巫山’呢？按巫山是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山脉，共有十二峰，李白登的‘最高峰’，疑它的位置可能就在瞿唐峡岸边。”郁先生在这里想用“疑它”一句猜测来打消人们的疑问，这是以疑释疑，姑且不论。考以实际地理位置，就连郁先生之疑也疑得毫无道理。按：瞿唐峡在今奉节县，西起白帝城，东到黛溪镇，峡长八公里。巫峡西起今巫山县的大宁河，东到今巴东县的官渡口，全长四十公里。巫峡和它西边的瞿唐峡，中间尚隔数十里远，它们并不紧挨在一起；而巫山十二峰又都在巫峡内长江两岸。因此，郁先生疑巫山最高峰的位置就在瞿唐峡岸边的说法，与实际地形不符。郁先生以此诗为乾元二年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郭沫若先生可能也是为了解决把此诗定为乾元二年所作后产生的矛盾，即李白此年的行踪是由东而西，登坐落在巫峡的巫山最高峰，不可能是在经过位于巫峡之西数十里的瞿唐峡之后。于是便在诗题中“瞿唐峡”后面加括号注“古西陵峡”四字——郭先生这样做的用意大概是：因为西陵峡在巫峡之东，这样把瞿唐峡释为西陵峡，与李白由东而西的行踪就相符合了。郭先生对作此注释的根据未加说明，看来是根据王琦《李太白全集》注。王琦注曰：“《方舆胜览》：瞿唐峡在夔州东一里，旧名西陵峡，乃三峡之门。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望之如门。”《方舆胜览》说瞿唐峡古名西陵峡，这并不改变瞿唐峡的位置，并不是说瞿唐峡就是位于三峡最东部的西陵峡，就等于现在人们理解认同的西陵峡。这样的注释，仍不能解决把此诗系于乾元二年后导致的行踪路线的矛盾。复旦大学中文系《李白诗选》把此诗系于乾元二年，但对这一问题未加说明，从而完全回避了这一矛盾。通观诸家之论，考以实际地理位置，我们对系此诗于乾元二年（公元759）之说无法赞同。

李白有关三峡一带的诗作，尚有《峨眉山月歌》、《宿巫山下》、《上三峡》、《秋下荆门》、《荆门浮舟望蜀江》、《渡荆门送别》等六首。其中《宿巫山下》有句云：“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唐”；《荆门浮舟望蜀江》有句云：“春水月峡来”，“正是桃花流”；这两首诗为春日之作无疑。余下四首，《峨眉山月歌》有句云“峨眉山月半轮秋”，《秋下荆门》诗题即标明季节（按：此诗《敦煌残卷本唐诗选》作《初下荆门》，“秋”、“初”可能是形近而误），诗中有句云“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可知这两首诗均写于秋季。《渡荆门送别》一首虽不能确指其写作季节，但从首联“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尾联“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来看，当是初次出蜀入楚时的作品。《上三峡》诗题标明诗人的行踪是沿江西上，可确指为乾元二年的作品。

 《李太白全集》中有关三峡一带的诗作，按写作季节来划分，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春日之作，一类是秋日之作。按：李白生平经三峡一带凡两次，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出蜀时一次，乾元二年（公元759）长流夜郎行至峡中一次。由李白三峡一带诸诗分别写于春秋两季可知：李白两次经过三峡一带，一次是在春日，一次是在秋天。其中乾元二年经峡中的时令是春天，有肃宗因关中大旱所颁布的大赦令为证，李白就是因为这次大赦得以赦免的。据《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四《以春令减降囚徒敕》，知颁布大赦令的时间是肃宗乾元二年三月。那么据此可知，李白出蜀的季节毫无疑问是在秋天。

由此可以确定：作于春日的《宿巫山下》、《荆门浮舟望蜀江》以及《上三峡》三首，是李白于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长流夜郎行至三峡遇赦前后的作品。写于秋季的《峨眉山月歌》、《早发白帝城》、《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秋下荆门》四诗，以及《渡荆门送别》，当是李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初次经三峡一带出蜀时的作品。

关于李白出蜀的季节，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说在秋天，一说在春天。春天出蜀说，以安旗先生所著《李白年谱》为代表，他系李白于开元十三年“春三月出峡”，并举《宿巫山下》、《荆门浮舟望蜀江》两诗为证，当是失考所致。李白生平到三峡一带总共只有两次，有关三峡一带的诗作又是分别写于春秋两个季节，因此，李白两次经三峡的时令不可能同是在春天，或同是在秋天。已知李白乾元二年（公元759）在峡中遇赦的时间是春三月，春日之作《宿巫山下》、《荆门浮舟望蜀江》自然是这时的作品。余下的秋日诗应当是、也只能是李白经三峡出蜀时的作品。由这些诗为证，我们可以断定：李白出蜀的季节不是春日，而是秋天。